古人怎么对付“躺平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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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去非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，传回来非洲方方面面的很多信息。看了这些信息，明显的印象是：非洲的农业资源很丰富，比如刚果金这个不算大的国家，可耕地居然有12亿亩——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耕地只有18亿亩，宽松地算，也就是20亿亩上下。整个非洲，可耕地据说有60亿亩。
不仅土地资源丰富，水、光照、热量、肥沃的土壤等资源，非洲都很丰富。这个条件如果换成我们中国人来耕作，农产品产量会有多大，简直不敢想。可非洲不少地方到现在还没解决温饱问题，还要为一日三餐发愁。
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很多在非洲的中国人也指出了，主要是因为非洲人不那么勤奋，比较懒。纵使资源丰富，但人们不肯劳动，经常“躺平”，生活也就只好紧巴巴的。
当然，非洲的问题不会如此简单，肯定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，但非洲人不如中国人勤奋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中国人的勤奋刻苦，和中国很早就是农业国家，大有关系。农业生产，要求人们“不违农时”，春种秋收，不能偷懒。三夏大忙，大姑娘下床（文言是：“麦黄秋黄，绣女下床”）。时间长了，就形成了勤奋刻苦的文化传统。
不过，想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虽然农业很早就出现了——大约一万年以前，但我国百姓大众成为农民，却是晚得多的事情。而且，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，而是人为强制的，甚至可以说，是一部血泪史。
热带地区往往经济上不发达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，热带地区物产丰富。人们无需辛苦务农，靠狩猎采集等等，就能轻松吃饱饭。
有本很走红的书《人类简史》，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，那就是农业的出现，对人类来说，其实不是什么好事。相比此前自由自在的采集和狩猎，农业生产简直就是扭曲人性，把人固定在土地上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不但劳作更辛苦，而且吃得更单调更差。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因为从事农业而“备受摧残”。
这个观点有耸人听闻之处，但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。农业生产，让剩余更多，社会分工可以由此深化，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，但对个体人来说，农业劳动确实比狩猎采集枯燥多了辛苦多了。农人所吃，也比狩猎采集者简单粗劣很多——比如很少吃肉。如果可以“自由选择”，人们很可能不会选择当农民。
很多非洲人的“懒”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。而且，非洲的现实证明，靠自发演进，人类可能迟迟不能进入“反人性”的农业社会，而长久地停留在狩猎采集状态。
但是，别以为这是非洲的专属问题。实际上，中国在历史上同样面临这个问题——大家不愿意当农民。
一方面，上古时代，东亚大陆的气候比现在要湿热得多。水热充分，当然物产丰富，狩猎采集，都问题不大。另一方面，古代还没有繁衍出后来那样众多的人口。地广人稀，吃饱喝足的难度，不大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写到：楚越之地，地广人希，饭稻羹鱼……是故江淮以南，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
看，在古代的江南地区，打打鱼，就能吃饱饭，鱼肉还是优质的动物蛋白。就算种水稻，也是随便弄弄就行，不必像后世那样双季稻三季稻地挥汗如雨出大力。
不仅江南地区如此，就连北京这种北方“苦寒”之地，古时也和今天大不一样。《战国策·燕策》中写到：民虽不由田作，枣粟（栗）之实，足食于民矣。此所谓天府也。
北京居然被称为“天府”。这可上哪儿说理去。不用辛苦种地，采采枣子栗子野生小米啥的就能吃饱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当农民呢。
所以，古人其实对当农民没什么兴趣。但是，进入战国以后，国家需要把百姓转为农民。如果大家不愿意就范，那就强制。
进入战国以后，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激烈起来，开始了互相灭国的生死大战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国家必须设法把人民转变成农民。只有国家拥有大量农民，才能在残酷的灭国之战中幸存和胜出。
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只有农业生产才有剩余。狩猎采集很难有剩余。有剩余，才能供养“脱产”的官员和士兵，才能组成大规模的军队去打仗。
从小的方面来说也是如此，狩猎采集所得，虽然是味道不错的动物蛋白和坚果等等，但这些东西不是“硬通货”，不像粮食那样可以长期储存和长途运输。吃起来可能不错，但在支持国家打仗上，作用远远不如粮食。国家更需要农民，而不是渔夫猎手。打猎啥的，是贵族享乐专用。
更重要的是，农民是定居的，或者说被束缚在土地上。对定居人口，国家才可以统计人口，征兵征粮。狩猎采集走来走去，国家很难得到税收和兵员——其实根本就不会有像样的国家，因为没有那么多“脱产”官员。
在残酷的灭国大战中，是否能把百姓转变为农民，直接关乎国家的生死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意愿所能改变的。于是，战国成为中国人被大规模转变为农民的时期，也是中国真正成为农业国家的时期。
各国在这方面肯定都有大动作，但战国时期的史料流传下来的很少，这个重大历史进程的细节很不清楚。从少数留下来的史料来看，这个过程堪称残酷。中国古人对想“躺平”的人，对不想辛苦当农民的人，真是毫不手软，坚决打击。
商鞅变法规定：当农民，男耕女织，可以免除本人的徭役。不干农业，从事农业以外的“末业”，或者“躺平”不干活吊儿郎当的，国家把其妻子儿女收为奴隶。（时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）
出土的竹简里有魏国的法律，其中规定：不好好耕作而被派去当兵的，公然被歧视。将军不必照顾这种兵。部队里炖牛肉，不给他们吃。打仗时，让这些人去填城壕，将士们踩着攻城。（今遣从军，将军勿恤视。享（烹）牛食士，赐之参饭而勿鼠（予）。攻城用其不足，将军以湮豪（壕））
看，古人就是用这样残酷坚决的手段，把百姓强行改造成了吃苦耐劳、勤勤恳恳的农民，在田间努力耕作。
而且，这种改造并不局限在战国时期。从那以后，“劝农”成为各朝各代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。新王朝建立以后，或者国家占据了新地盘，地方官员的重点工作之一，就是“劝农”，也就是用各种办法促进农业生产，这些办法包括但不限于：均田、兴修水利、发放种子耕牛、传授农业种植技术、奖励农业生产模范等等。
对国家的这种“劝农”，大部分人只好服从就范，但总有不驯服的人。这些人就会逃到国家控制不了的大山深处等地，继续狩猎采集的生活。类似“桃花源记”的故事，就是这种“边缘人”生活的映射。
我猜，可能正是因此，山林、江湖、渔樵这些形象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了自在逍遥、远离政治、不受国家控制的含义。一言以蔽之，要想自由自在，就不能当农民。
大概一直到唐朝初年，把民众改造成农民，才算大致完成。农业（实际上是大规模物质生产）从此成为中国国家的基础。也因此塑造了中国国家的基本形态和中国人的基本气质。应该说，这种国家形态和人群气质，在世界上并不占多数。在世界上占多数的，仍然是有机会就“躺平”的心态气质和生活方式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中国确实是个很另类、很特殊的国家。
我们今日视为不言自明、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比如见到有空地就种点儿什么，要努力工作力求上进，好吃懒做是恶习应该被批判，把二流子看作不光彩的人，并非人类本性的自然演进，而是刻意塑造而成。好逸恶劳、有可能就“躺平”，这些很可能才是人类本性。
可是，很大程度上，文明的产生和发展，正源于和某些人类本性的斗争。人类只有压抑住某些本性，努力振作起来，不放松、不“躺平”，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人，并组成能创造出大量文明成果的人类社会。
《人类简史》指出农业违反了人类的“天性”，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，劳作更辛苦生活更枯燥，或许符合事实，但并不能因此说人类进入农业社会是个错误，或者是个遗憾。毕竟，没有农业，就没有剩余，就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分工；没有社会分工，就不会有文字，不会有国家，不会有商业，不会有技术，总之，不会有我们现在须臾不可离的种种福利和享受。没有农业，人类至今还生活在洞穴中。围着篝火跳舞，或许很快乐，但也就只有快乐了。
回顾中国的“劝农”史，也能认识到，非洲那些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，还有多少功课要补。虽然资源丰富，但想要国家富强，还要做很多很多。当然，他们面临的情况，比古代中国要有利得多，毕竟，有中国这样的成功先例在前，要做什么很清楚，无须在黑暗中慢慢摸索。他们的进步肯定要快得多。
古今一致、一以贯之的是，人类永远要和好逸恶劳、坐享其成、不求上进的那部分人性做斗争，并且，逆水行船，不进则退。不管技术如何发达财富如何丰富，文明的进步，永远是艰苦的攀爬，而绝不会是唾手可得的“躺平”。